今年是著名水墨人物画家杨之光的八十寿辰,也是他从教、从艺六十周年。12月12日——20日，杨之光回顾展暨“杨之光美术中心”作品展将在中国美术馆中心圆形大厅与二、三号厅展出。

　　已经捐出1200幅画作杨之光，此次展出的作品,均系从中国美术馆、广东美术馆等机构和私人藏家手中借出。杨之光说，“办一次展览太麻烦,这是最后一次了,以后怕是没有这种精力”。

　　这个展览有回顾性质，名为“与时代同行”。这位在“文革”时期遭遇厄运的老画家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，“悲惨的经历，磨难的生活，对艺术家的成长会有帮助。”杨之光认为：一个艺术家最要紧的是走正路，不能受金钱、政治的诱惑,要顶得住。

　　古人不画的，我来画；没人画军舰，我来画

　　南方都市报：你做过大学教授，也当过美院副院长，退休后为什么突然去创办美术中心，教孩子去了？

　　杨之光：年纪老，干不动了。学校要求我继续带研究生，被我拒绝了。一个老画家的晚年应该做什么，我觉得一定要抓对，只有找对有价值的事情去做，活着才有意义。办学校，累是要累一点，但是，一听到小朋友叫我“杨爷爷好”、“杨爷爷你来了”，我的疲劳瞬间就没了，听到孩子们的声音，我很高兴。

　　我对中小学教学不是现在才有兴趣。我在中央美院读书时，就去少年宫教美术，我对教学特别感兴趣，喜欢小朋友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去了中南美专。到了晚年，兴趣又回来了，我把女儿杨红从美国叫回来，由她来主持，我花的时间不多，只是幕后策划，在经济和其他方面支持她。

　　南方都市报：听说你经常帮美术中心干些贴海报的活?

　　杨之光:这个是小意思。

　　南方都市报：除了兴趣，办学校，会不会也有你对大学教育的看法？

　　杨之光：我总结过自己的教育体系，主要就是“基础要严、创作要快”的八字经和重视“四写”(速写、写生、临摹、默写)，这样的方法培养出了林墉等一批学生。不过，这几年我发现技术稳固当然重要，但是，没有创造力也是不行。要培养学生的创造力，就应该从他的童年、少年时期开始入手。孩子的想象力是惊人的，太阳可以是绿色的，汽车可以上天入海的，我们应该开发他们的智力，无论他们以后做什么，我认为这些都是对他们有帮助的。

　　这次去上海，我还会有一个发言，就是提出要打破专业界限。像我一样诗、书、画全面开花的画家，现在已经不多了。艺术本来就应是综合性的，不能太狭小。你想想，如果我是一个人物画家，要画一个人牵一匹马，画马，要找我的老师徐悲鸿画，如果出现了驴子，又要找黄胄来帮我补，如果是那样，不是很累？我是全面开花，自己来。

　　南方都市报：现在艺术专业的学生应该很难达到你的要求？

　　杨之光：对，他们比较偏向一个方面，学问基础很弱。除了打好基础，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要走自己的路。我有几个很有力的例子，比如我教过的人物画方面的研究生梁如洁，她的花鸟就比人物画得好。在我教导下，就有这样的怪才出现，要是别的老师，你不跟他学，就不给你打高分。黄一瀚也是我的研究生，也不像我，我的女儿杨樱的画，也完全不像我。我的秘诀就是老师只是引路人，不要学生跟着我走，一定要走自己的路。

　　我的经验就是古人不画的。我画国画擅长描绘山川流水，人物表现比较弱，没有人画军舰，我来画。我一生中艺术的重点，就是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。梅兰竹菊画了几百年，你怎么也画不过前人的，要跟郑板桥比画竹子，那是不可能比得过的。要突破前人，我提出要谦虚，要能海纳百川，也要能目中无人，“借鉴古洋寻我法”是我的座右铭。

　　我把家里捐得空空的，女儿还发来贺电

　　南方都市报：突破前人，目中无人，也意味着要打破师承，在强调门第和师承的绘画界，应该是有点冒险吧？

　　杨之光：老有人问，我到底算不算标准的岭南画派？我为此在报纸上发了一则声明，让一些人很不高兴。声明强调了我拜师、不入派的原则，高剑父是我的老师，对老师，我还是尊敬的，但是，我不主动加入任何一个派系。我有自己的看法，不太好说，我不想引起一些误会；但是，我心里清楚，我是不想受到岭南画派限制的。

　　现在有些画，之所以叫人不满意，就是有限制，画来画去都是古人，我不画前人擅长的东西，我要把不擅长的变成擅长的，这就是我的存在价值。我的从艺、从教60年回顾展，就是有意做最后的检阅，以后怕是没有精力做这样的事情了。

　　南方都市报：现在还在画画吗？

　　杨之光:基本上画不动了，最多写写字，画画是心血来潮了，画点花卉。有时候就有人说，杨老师，你的画涨价好快。其实，不是我要涨价，是物以稀为贵。杨红在美国从一个藏家那里花了一百万买我的画，我都不舍得。所以这次展览的特点，就是全部都是“借”出来的，公家借90%，私人借了一小部分。

　　南方都市报：你的画都是什么时候捐出去的？

　　杨之光：1997年，一次性捐了1200幅。

　　南方都市报：家人手上都没有？

　　杨之光：没有。我做事情很绝，没有人会捐得家里空空的。当时，家人都支持，杨红在美国发来贺电说：“这是爸爸的画最好的归宿”。这个境界就很高了，家人之间争夺财产的例子太多了。

　　我很乐观，我的画都是画生活引人向上的一面

　　南方都市报：这次展览的主题为什么叫“与时代同行”？

　　杨之光：因为我的创作过程,就是与共和国同步的，从中国人民翻身做主到抗洪，我的每十年，都会有一幅代表作，新中国的成长步伐，在我的画上都有反映。

　　南方都市报：应该是有主动同行和被动同行吧？

　　杨之光：对。

　　南方都市报：你的《矿山新兵》是在“文革”结束后画的，给人感觉没有一点的哀怨，是极其乐观的形象。

　　杨之光：我很乐观，我的画，都是画生活美的、引人向上的一面，如果悲观的话，我早就完蛋了。当时，斗我是最厉害的罪名是特务之类，《矿山新兵》为什么能一炮打响？与压迫我的厉害程度也是有关系的。压迫我，我用什么反抗？用我坚强地活下去来对抗。我还是八九点钟的太阳。这幅画其实是我的写照，借助矿工排泄我的感情。我认为悲惨的经历，磨难的生活，对艺术家的成长会有帮助。艺术有时候不能在蜜糖里生长，生活中的苦，会有一种反弹的力量，帮助你继续活下去。

　　南方都市报：能谈谈你在“文革”中的遭遇吗？

　　杨之光：现在说起来，很难想象。我当时上吊过，幸好没有成功。一位老师跟在我后面，及时救了我一把。“文革”期间，我受到精神上的折磨，感觉生活没希望了，我的母亲就是在“文革”时期自杀的。我这个人，想死是不大可能的。因为台湾很苦的生活，我都挺过来了。也正是台湾的生活，成了我“文革”时期的一大污点，有个老师贴大字报说杨之光是蒋介石派飞机送回大陆的特务，加上我后来又去空军、海军体验生活，别人都不去画这些，我为什么去？这些就更说不清楚了。回忆那几年的经历，真是不堪回首。我的一生是离奇古怪的生活旅程，完全可以拍电影。

　　南方都市报：一个画家很难摆脱和政治的关系，广州的很多老画家，也都或主动、或被动地画过一些广为人知的政治宣传画。

　　杨之光：这个很复杂，我画毛泽东，只画他在解放前的形象，比如农讲所。中国能解放，毛主席立了最大的功劳，我对他的感情是真的，我把我对他的热爱体现在了几张画中；其他的，我就没有心情去表现了。政治上的波动，在艺术领域会有反映，但是，反映在我身上的是光明的、正确的、我所佩服的，不是伪装的。

　　南方都市报：你怎样看待献媚式的美术？

　　杨之光：何止是献媚，拖大腿的都有。这种现象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。一个艺术家最要紧的是走正路，不能受金钱、政治的诱惑，要顶得住。